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怎样 http://www.txbyjgh.com/m/近百年来，现代商品经济和机器化纺织工业的冲击，使中国各地农村“男耕女织”的画面正在逐步消失。然而，在地处中国西南一隅的云南，它却较好地保留下来。今天，我们在云南不少民族的寨子里，都还可以看到农家的山下、院场上或堂屋里摆着各式织机。我们可以看到傣家小卜哨（少女）一边吱吱地转动着纺车，一边和闻声而来的的小卜帽（小伙子）谈情说爱；苗乡集市上，街道两旁站着穿红挂绿、花团锦簇的苗族妇女，人人身上披着麻缕，个个手中绩着麻，还同时做着买卖；洱海边的白族村子里家家户户开着扎染作坊，到处挂满向游客兜售的各种各样扎染衣物和艺术品。其实，云南许多民族的妇女，至今仍然从事着以自用为主要目的的从种植麻、棉到完成纺、织、染一系列工序的家庭副业。在边疆民族地区，由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相对封闭滞后，妇女们的这种辛勤劳作具有经济价值和实用意义，同时也更应当看作是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包括审美趣味）的继承和坚守。因此，在许多人看来，云南少数民族的纺织已成为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独特景观。各种各样色彩鲜艳的民族服饰，如苗族的麻质蜡染百褶裙、傣族的傣锦统裙、景颇族的毛织筒帕、白族的棉质扎染衣物等等，已成为旅游者争相购买的纪念品。大约在新石器时代的后半期，终于形成了一个与农业生产同等重要的产业——手工纺织业。云南虽然远离内地，但纺织也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我们可以从被称为“活的象形文字”的纳西族东巴文中，了解到纳西族先民从事纺织的信息。云南出土的文物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早期纺织活动方面的材料。从遍及云南各地数百处新石器遗址中出土了许多石质、陶质的纺轮，从许多青铜文化遗址中出土了铜制的包括卷经杆、卷布杆等在内的踞织机部件及打纬刀、绕线架等与纺织相关的器具，在某些青铜器上甚至还发现了残留的麻织物。从云南最具代表性、规模也最大的青铜文化遗址——晋宁县石寨山和江川县李家山先后出土的两件铜制纺织贮贝器最为突出。在这两件贮贝器的盖顶上，非常完整、清晰、生动地展现了古代滇国奴隶制社会纺织工场的全景，充分说明当时云南的纺织已达到一定规模。除实物以外，一些史书典籍也反映了云南古代民族的纺织情况。据《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和《蛮书》的有关记载，我们了解到从西汉到唐代，云南民族已经种植棉花，能够利用来织造土布，知道在织物上染色，会饲养拓蚕，会纺拓蚕丝续并掌握了织锦和刺绣技术，甚至掌握了织造毛织物厨甄和丝织物帛叠的技术。年至年，考古工作者在维修举世闻名的大理三塔时，在干寻塔的塔刹中心柱座内，意外地发现了五百余件大理国时代的文物，包括有纱、锦、罗、绢、续、绮等多种织物。据专家测定，其中素绢的经密度达到50-60根/厘米，纬密度达到25-32根/厘米，表明当时云南的纺织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作为这一高水平纺织技术的另一有力佐证是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国宝级文物《宋时大理国描工张胜温梵像卷》（亦称〈张胜温画卷》）。该画卷反映的是当时大理国的宗教情况，其卷首描绘了大理国国王段智兴礼佛的情景。段氏及其文武百官、侍从、卫士们穿着的服饰异彩纷呈，式样各异。特别是段氏所着的衮衣，质地优良，做工精细，上织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等装饰图案，花纹清晰可辨，色彩斑斓，雍容华贵。总之，考古材料和史书记载，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云南纺织发展情况的若干重要线索，使我们初步了解了古代云南纺织业，曾经有过的辉煌历史及曾达到的水平。但要想就此勾勒云南纺织史的完整轮廓，并进一步弄清从纺织原料的获取、粗加工到纺纱、织布、印染的系列过程，包括这些过程中技术操作的详尽步骤和细节，以及纺织工具的发展演变等等，上述那些材料就远远不够了，而不得不依赖于堪称“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资料。在这方面，云南的蕴藏极其丰富、极其具体、极其生动，也极具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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