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白洋淀是华北平原现存最大的淡水湖泊，集渔、苇、粮、航运为一体，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经济、文化、军事地位。目前研究多从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两方面探讨白洋淀的形成、发展与演变，其次是涉及其水利方面的研究。
关于白洋淀地区乡村经济的研究为数甚少，孙文举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论述了安新县苇席的发展历程及其生产布局的特点与原因；
王培华等从土地资源利用的角度论述了河淀淤地的农业发展及其环境效应；第二，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棉花的种植。
２０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市场和国内棉纺织工业对棉花原料需求的不断扩大，华北的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有了新的提高”，由此也带动了白洋淀地区棉花种植业的发展。天津“为全国三大棉市之一”，直隶的棉产大都集中该处。
１９３１年的调查研究显示：“东西洋各国，因纺织业及其他制棉业发达的结果，原料不足，于是求诸中国市场。
自一九〇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直隶之西河棉出现于天津市场以后，直隶内地棉花之输向天津日盛。民国以来，天津市新式纱厂勃兴，原料的需求更为增加。”
市场需求推动了棉花的种植增加，包括白洋淀地区在内的西河棉在天津棉花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农商部棉业处１９１９年的调查显示：天津模范工厂裕元、华新等多购用运河棉和西河棉，“加以近年棉纱之需要日增，棉花之销路愈广，故植棉之面积亦有逐渐增加之势”。
不仅如此，各棉花贩运商、出口洋行之分庄、纺
纱厂特派之采购员、天津、北京零售棉花店及其他制棉商店的采购员，纷纷前往直隶各产棉区收购棉花。
从而推动了棉花的种植，使其逐渐成为出产大宗。比如，“高阳物产棉花为大宗”，除县内销用外，“运售天津”。
棉业的发展伴随着地区间物资交流的加强，促使专业市场的兴起。１９１３年，安新县南部靠近高阳地区村庄所产棉布，“无论年有若干，皆销售于高阳境内”，“外商购布者，皆往高阳境有集市处收买”，从而促进了棉布集市的发展。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棉花与棉纺织品市场发展呈现出一定的繁荣景象。高阳肖红松，等：白洋淀地区的棉业发展与乡村集市（１９１２—１９３７）５４１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３期县城“街路宽四公尺半乃至五公尺，两侧高屋大厦，鳞次栉比，非布线庄则染料商也。
而又为高阳布之市场，故每逢旧历四、八集期，熙攘往来，异常热闹”。各种棉制品均有一定市场，比如，棉纱及白布市在西大街。
此外，“本地商号以布线庄为最多，每年交易价值在一千五百万元以上。城关较大之商户，鲜不与布匹、染料等业有关系者”，比如，有布线庄１５７家，线庄５家，染坊９０余家。
雄县“全县共有商店二百零一家”，棉织物在出境货物中占有重要地位，每年出境大宗货品为“线袜、草帽等项”。
任丘“全县共有商店五百一十八家”，棉花和土布也是主要的出境货物，每年出境大宗货品为“鱼类、蓝靛、苇席、土布、棉花、沙果、花生等项”。容城县“城内集市虽小，然于集期，布市甚大，各乡赶集者，皆车载肩担，络绎于途”。
容城县商店以售卖棉花为业者较多，“全县共有商店二百五十家，以棉花、杂货、饮食等业为较多”，出境大宗货品为“棉花、烧酒、小麦、棉织物等项”。
棉业发展催生棉花市场与棉产品商店的出现，棉产品也成为集市出产之大宗物品，反映了棉业发展对县域基层市场繁荣的促进作用。就棉花集市而言，棉业发展促使一些市场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展，
比如，容城张市卷四《食货·集市》、雄县赵村第十《地理》、安新陶口卷二《舆地·市集》、三台镇等在清末民初就已成为农村的定期集市，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随着棉业的发展逐渐成为棉花市场。
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兴的棉花市场，比如，任丘县棉花市场：城内、梁召镇、青塔镇、鄚州镇；雄县棉花市场：
中心里、东西里、赵村；安新县棉花市场：新安镇、板桥镇、陶口镇、煎盐窝、三台镇、张村、大阳村；高阳县棉花市场：季朗村和高阳县城；容城棉花市场
城内、午方村、胡村镇、张市镇、北剧镇、小里镇、野桥。
其中像新安镇、鄚州镇、青塔镇等较为标准的基层市场也得以兴盛，逐渐成为棉花集散地，是当地“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体系中较高范围的起点”，向上直接密切了与天津等高级中心市场的联系。
除物资输出之外，高阳织布区原料的输入也需要经过同口镇集散转运。史料记载：“潴龙河支流水涨时，天津民船可上溯至高阳，水程约三百里，四日可到。
水浅时民船可到安新县之同口镇（距高阳县三十里），由天津所来之棉纱，均由天津红桥装船运至同口镇，再改换大车运至高阳”。
高阳县水道交通有大清河与潴龙河，大清河“向东北流经雄县、霸县、新镇、胜芳等地，至天津汇流入于海河”。从高阳到天津，“水道多由高阳东北三十里的同口镇（属安新县，濒白洋淀边）起，渡白洋淀入大清河而至天津……从天津运货到高阳，船行也是从大清河直达同口镇”。
凡是从天津水道运往高阳的棉纱，“其中当然包括从上海、青岛等地购入而经由天津运入的棉纱”，民船由天津逆大清河行驶进入白洋淀，止于同口镇，“船到同口以后，货即卸置码头，在同口镇公立的过货栈登记，货不停留，即由栈代雇大车运高阳”。
同口镇在高阳织布业原料和产品的运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其运输量而言，比如，１９３２年，高阳从外地购入棉纱约为２５０００包，其中由上海、青岛、榆次、唐山等地集中于天津，再由天津输入高阳的棉纱为２１３９４．５包，这些货物都要经过同口镇的过货栈转运，然后运往高阳。除了棉纱之外，又购入麻丝约４０００箱，其中约８８％是向天津各洋行直接购买的，１２％是在上海购入的。
这些从上海、青岛等地购买的棉纱或麻丝，“多由海道运天津，再由河道发高阳”，在同口镇上陆，接着用大车运往高阳，只有在急需或者冻河时，“方从津浦铁路北运至泊头镇，再装车运高阳”。
同口镇在天津与高阳间的商业往来中不断发展，“人烟稠密，商务繁盛”，逐渐成为“一繁盛市场”。
综上所述，白洋淀地区的棉纺织业在地方经济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不仅促进了乡村集市的发展，而且密切了地方集市、市镇与天津等地之间的联系，有利于区域市场体系的发展。
如果村集规模较小，专门从事农家产品的平行交换，且交易者仅局限于集市所在村庄范围内，作为地方产品进入较大市场体系的起点，此类市场被称之为“小市”，一般不算是基层市场。
邵俊敏从地理学和历史学的视角，从集市的等级层次、空间分布和市场区域三个方面探讨了近代直隶地区集市的空间体系，认为近代直隶地区存在着“基层市场—中心市场”两级市场体系，有别于施坚雅的三级市场体系。
棉花的种植发展与棉纺织业的转型体现了棉业的近代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也带动了农村集市结构的调整和集镇功能的发展。
然而产业结构的调整、便利的交通条件、市场商品化等诸多因素中某一方面的发展，“并不足以决定某个集镇的发展”，“但这些因素的交织与相互作用”却能够推动一些集镇的兴起和发展。
棉业在白洋淀地区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棉花种植以及棉纺普遍，进而促进集市兴盛。
一方面，促进了棉业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另一方面，加强了部分集镇物资集散的功能，促进了“基层市场—中心市场”两级市场体系的发展。这一过程的整合，既是白洋淀地区集市发展的历史面相，也反映了该地区农村经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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